李零：NBA直播吧好读野书的“非学者”

身为北大教授，李零对自己的评价是：“我也幻想当学者，可是怎么当怎么不像，书像人不像，江山易改，野性难除。”

■人物

李零祖籍山西武乡县。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市，在北京长大。中学毕业后，曾在山西和内蒙古插队7年。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。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，师从张政?先生做殷周铜器研究。1982年毕业，获历史学硕士学位。1982年－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。1983年－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。1985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，NBA直播吧主要研究方向为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、中国方术、中国古代文明史、海外汉学、古代兵法等。

■记者手记

从专业角度讲，李零是一位用现代眼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，同时精通考古、古文字和古文献三个领域的学者，他的著作很多，如《中国方术考》、《中国方术续考》，还翻译出版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，写过其他许多专著和大量的论文。这些著作，很专业，但同时很好玩。

虽然身在学术圈，但李零的知识分子意识非常淡薄，可以说几乎没有。他拒绝把自己归类，也很难把他归类，用他在《花间一壶酒》中的话来说就是：我一直在逃，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，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。用李零的另一句话说就是：他是用业余的态度研究专业，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。

也许，他是属于逃跑类的吧。

李零的这种逃跑意识可以在他的知青生涯中找到答案，七年的知青生涯，他看到农民生存的艰辛，也看到农民的智慧。那种在艰难的环境下表现出来的生存智慧，至今让李零钦佩不已。在他看来，农民和学者，都不过是一种活法，没有什么高下，别以为自己读了点书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这话让学者听起来有点刺耳，不过，我倒觉得，恰恰是这种逃跑意识，让李零保持了自己的思想独立性，绝不人云亦云，即使众口一词，李零也有李零自己的说法。看看李零的新作《花间一壶酒》，我相信，你会在里面找到合适的证据。

在学校里是个坏孩子

我很害怕跟生人谈自己的经历。一是自家疼痒，干卿底事，别人也懒得听。如果真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往事或值得怀念的故人，还是静下来，慢慢回忆，慢慢写，自己跟自己对话。要了解我，最好还是读我的书和文章。千万别拿我当什么学者，把我搁在这棵树上，我不是学者之林某棵树上的一只鸟。

我的新书《花间一壶酒》前面有个简历，基本上也就是那些了。但我得声明，我不喜欢出版社加在它前面的三句话。第一，我没有多大名气，有也不够大，绝不属于“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”，这么讲，人家真正有名的人不答应。第二，“北大教授”是我谋生混饭的职业，在这里出现是蛇足。第三，我印名片，从来不印“博导”，我在集中已说，这是国际丑闻，讨厌之极。我说过，我喜欢的头衔是“读书人”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喜欢读野书的人。很多学者都认为，读野书不属于学术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想戴“学者”的帽子。

我是1948年生的，旧社会里呆过一年，红旗下的蛋。爷爷是破落地主（我爸爸劝他把地卖了，沦为富裕中农），爸爸是老派的革命家，先入国民党，后入共产党，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所有革命战争他都参加过。我们之间的代沟有40多年。我最早的记忆是两岁时，共和国的历史，大小事件都有一点印象。我在集中说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这是我的真实感受。我的老家是山西武乡县北良侯村。这个村子很古老，不是我吹牛，有1500年的历史，它的前身是北朝一个名叫梁侯寺的古庙。我家的族谱可上追500年，算到我，是第15代。我爸爸、妈妈从山西这边的黎城、涉县，翻越太行山，到河北的武安、邢台，他们在前往石家庄和北京的路上生下了我。

我是在北京长大的，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，初中、高中上的都是“人大附”。人大附中，现在是赫赫有名，但我们上学那阵儿，它比不上清华附中、一○一和北大附中。文革中，它以打手多而出名，打老师，打流氓，抵抗三司的围剿，特别能打，打人打得特别凶。我在学校里，一点都不优秀，不但不优秀，还是个坏孩子，初中武着坏，高中文着坏，“文革”的时候倒比较老实，英超积分榜想不老实也得老实。因为“文革”一开始，我就是黑帮子弟。现在的“文革”史，“红卫兵”这个词被泛化，和我知道的不一样，简直是乱用。其实，北京的中学生至少有三派，红卫兵只是其中一派。我不是红卫兵，也不是四三派和四四派，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个前干部子弟。

插队内蒙古，自己垒土做书桌

北京的孩子，也就折腾了五个月，1966年8月到1967年1月。“一月风暴”，工人夺权后，学生退出历史舞台。当时叫“复校闹革命”。学生返校后，闹什么革命？主要是查联动、打人一类事，大家互相揭发互相咬。谁都以为，把别人抹黑，把自己洗净，就能上大学。我除了出身问题，倒也没什么让人下嘴的地方，但这种气氛真让人受不了。我躲在家里不出来，解放军派人传话，我也不出来，躲家里读书，上郊区野游。我觉得，上大学有我什么事。后来，毛主席一挥手，他们全白掐，除了少数军队子弟和个别人，统统下乡，大家又平等了。

1968年8月15日，我坐火车到内蒙古去插队。在内蒙古临河县插了两年队，后来又在我的老家山西武乡插了五年，前后一共是七年。插队收获有两点，一是受过苦，觉得老百姓活得不容易，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其实很聪明，在生活中非常高明，的确是我们的老师；二是读了很多书，确实读了很多书。

北京知青，从北京扛走很多书，包括灰皮书、黄皮书，很多书上都标了“内部”、“对外禁止”这样的字样。我很怀念那段读野书的时光。

没有书架，我就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的两用书箱当书架。

在书箱里钉几个木板做的格子，打开之后就是书架。但是还不够用，我就找木匠借刨子和锯子，想自己做。当地的老乡都笑话我，他们说：“木匠的家什儿，大姑娘的奶，只能看不能揣。”意思说我不懂事，怎么能和木匠借工具呢。

内蒙古的房子都是用土坷垃垒起来的，内蒙古那里都是黄河的水滩地，水位特别高，只要拿辊子一轧就出水，然后用锹把地皮切成巧克力状的土块儿撬出来，太阳下一晒，贼硬贼硬的，内蒙古人就拿这个来垒房子。没有书桌，我就用这种土坷垃垒了一个。内蒙古的冬天非常冷，在那种书桌上看书就更冷。生活太苦，苦到一点盼头都没有。读书纯粹是为了消愁解闷，一点目的都没有，属于“无聊才读书”。我现在能看到的书比那阵儿不知强多少倍，但论境界，还是那时高，读书的“胃口”也比现在好。

“失学”两个字，我看得不太重，反而有一种解放的感觉。

考古的缘分始于在家乡插队

当年，我到北大看“第一张大字报”，曾围着未名湖转过一圈，别提多羡慕，就像项羽、刘邦看见秦始皇，但根本没有想到，19年后，我到北大当了老师。我本来的梦想，就是当老师，不过不是大学老师，而是中小学的老师。

我是自个儿赌气。自己是坏孩子，所以才要当好老师??当出个样子给坏老师看。我在农村确实当过中小学老师，但很不成功，气急败坏，把个大小伙子，揪着脖领，一把推出教室外?一失手成千古恨。我的老师梦因此破灭。我发现，我让我最痛恨的坏老师都望尘莫及。现在，我仍然认为，当大学老师比当中小学老师要容易。

回到北京后，我在图书馆蹲过一年，继续我在农村就开始的《孙子兵法》研究。

成人一愿，胜造七级浮屠。

有几位恩人，我忘不了，一是当时任首都图书馆馆长的程德清、二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侯大谦，三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常任侠，四是社科院的副院长刘仰峤，五是社科院考古所的所长夏鼐。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帮助了我。这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后来，我学过一段考古，也干过一段考古。说到考古，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绝大多数人，都以为是探险和挖宝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

为什么我会走到考古这条道上来，偶然因素太多，还在老家插队的时候，我就和考古有过一点缘分。我们老家的那个村子很古老，村中的高地（当地叫“疙瘩”）上有座北齐佛像，两人高，在山坡上，是省重点文物，因为水土流失，有倒塌和坠落的危险，省里拨了款，叫村里把佛像往前挪一挪，并增改保护建筑。佛像是我亲手搬的，房子是我亲手盖的，当然是和其他四五个人一起干。整个工程，从吊石人、安石人到炸石头、开石头、搬石头、运石头，一直到盖房子，我都参加了。现在，我们在颐和园，吻球网足球直播看到一级级的石头台阶，会觉得很平常，但亲自动手，你才知道，哪怕是制作一块石条，都非常不容易。我们到山上采石头，先要打眼儿放炮。有时候，炸药炸开后，石头还挂在崖上，要冒生命危险，用钢钎把它撬下来，巨大的石头轰隆隆滚下来，只是第一步。然后，凿孔，放铁楔，抡大锤，吭哧吭哧砸半天，一天都破不开几块。但这样的工作很有收获，因为我在挪动佛像的过程中发现一块石碑，上面赫然写着这座古老寺庙的名字：“梁侯寺”。

这个村叫北良侯村，旁边两个村子叫东良侯村和西良侯村，显然都是得名于这座古老的寺庙。

由衷敬佩农民的生存智慧

我父亲打了一辈子仗，当了一辈子官，最恨开会和打仗。他最想做的就是当一名学者，但阴错阳差，没有做成。我也幻想当学者，可是怎么当怎么不像，书像人不像，江山易改，野性难除，字里行间还是留下痕迹。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孩子，说不定还沾染了一点农村习气。我在农村最大的收获就是改变了对人的看法，知道怎么活都是个活。我觉得，很多农民非常聪明，只是投胎农村，运气不好。他们在那种艰苦条件下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，让我由衷敬佩，虽然我打心眼里绝不想做一个农民。

我的知识分子意识特别淡薄，陕西西府话中，“读书人”的发音是“都是人”。古今中外，什么人都是人。如果我没记错，王蒙先生有诗：认得几个狗字，有什么了不起。这样的话，我喜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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